地大红色故事 | 在南京解放凯歌声中领航新中国地学界的地大学科奠基人——尹赞勋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4月23日，毛泽东欣闻南京解放的捷报，激情澎湃，挥笔疾书写下气势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他在诗中深形象绘了解放军飞渡长江天堑解放南京的雄伟场面，高度赞颂南京解放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南京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即将取得胜利。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即将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仓皇而逃。逃亡之际，为了不给新中国留下科学事业根基，国民党政府不顾科技界反对，强行下令命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国家的核心科技队伍火速搬迁至台湾。中央地质调查所众人一时陷入是去是留的摇摆意志中，此时，中央地质调查所前所长、后来担任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副院长和教务长的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尹赞勋同志，带头进行了反搬迁斗争。

　　当时，中央地质调查所已经有32年的发展历程，是国内规模最大（当时科研人员已达100多人，约占全国地质工作者一半），专业设置齐全、人才集中的国家科学研究机构，设有区域地质、经济地质、矿物岩石、古生物地层、新生代、工程地质、土壤及地球物理等8个研究室和陈列馆、图书馆等。尹赞勋在《往事漫忆》这一自传中，记载了这段抗迁护所的经历，其他学者的回忆录中也多有记载。让我们从这些文字里回到南京解放前夕，一睹调查所众人和国民党政府斗智斗勇、留下地学火种的艰难历程。

　　这是不平常的夜晚，调查所众人或疾步或面露焦色陆续赶来调查所。决定调查所去留、保存国家地质火种的紧急会议就这样开始了。尹赞勋意识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已经到了空前伟大的转变时代，为了中国地质事业和地质调查所的前途，他协助所长李春昱领导了抗迁护所的斗争。在紧急会议上，尹赞勋首先表态，他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政府腐败黑暗,表示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应保护地质调查所的一切财产，决不能跟国民党走，坚决主张留下。他的态度带动了一批年轻学者。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一致通过全所留下的决议。对于国民党政府迫迁的事，大家认为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经过商量他们巧施计谋佯装搬迁。但对于贵重物品外运的问题又展开了激烈争论，尹赞勋主张“改为少装”，意见被采纳。于是便把一些不太珍贵的标本、废旧书刊、地质锤等装了十大木箱，赫然写下“贵重图书仪器”，运往广州，还乘研究员回家之便，像模像样在湖南长沙挂起“中央地质调查所临时办事处”的牌子，收发来往公文，做出正在搬运的样子，以敷衍当局。同时，他们组织护所队，用砖块把书库窗户砌起来，以防发生斗争时流弹伤及图书，并分组轮流在所内外日夜巡逻。为了做好长期抗争的准备，他们想法设法购买了8000斤大米，又从市场买了油、盐、咸菜等物质，估计够全所200多名职工家属一个月的吃用。

　　1949年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调查所的图书、仪器、标本及全部财产连同人员，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地学的火种在祖国大地上得以存留，并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腾飞的重要源头，与崭新的时代齐头并进。

中央地质调查所南京旧址

　　“别矣！一九四九！你是伟大的一年，我永远忘不了你，……毛主席一声号召，顷刻间突破长江天险，把自由的种子散播到大江以南的广大土地……一九五〇年来到了！你好比新生的太阳，为我们带了新的希望。你冲破了黑暗，你驱逐了晨雾，使全国人民都受到阳光，从此保持着自由、民主、和平和健康。”

　　南京解放后，尹赞勋在1950年《新华日报》元旦号发表了《送别一九四九、欢迎一九五零》的自由诗，表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感激，对全新时代的欢迎和向往。尹赞勋也迅速投入到新中国地质事业建设的历史洪流。

　　尹赞勋用“抗迁护所”的伟大壮举，传达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建国理念的政治认同和高度信任，对新中国充满了欣喜和向往。他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追求光明的理想信念领航了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界。他科学救国的志向、心系祖国的情怀、矢志地学的精神、坚守正义的品格，为中国地质事业保存了卓越星火，为中国地质大学植入了红色基因、孕育了地球科学的优秀学脉，为学校事业发展付出了赤诚心血，为地大人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学术智慧和精神源泉。

尹赞勋《往事漫忆》

　　科学救国，拓荒地学扬美名

　　1902年，尹赞勋出生于河北平乡县一个官绅之家,自幼聪颖好学,而且思想进步,富有正义。14岁时，尹赞勋考进河北省著名的保定育德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保定,他响应号召,奋起投入此运动的洪流，上街游行并演讲、宣传，还参与编导了时事讽刺剧《巴黎和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后读了甲部(理科)预科、乙部(文科)预科、中文系本科、哲学系本科各一年。他博学好问,常常听地质系几位名教授讲课,于是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

　　在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思潮影响下，有着一腔热血的尹赞勋开始了解中国社会，萌发了“科学救国”的志向。当时，到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欧美求学，寻求“科学救国”的良方，成为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不二选择。1923年,尹赞勋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欧洲留学,1925年夏入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地质，着重攻读地层学和古生物学。

　　1931年,他顺利通过答辩获得里昂大学理学博士学位。5月，学成归国，迅速投入到地学研究，践行着为国科研、报效祖国的初心和使命。

　　上世纪30年代，我国自然科学落后状态仍很严重，面对一个贫穷落后、内外交困的国家，作为一名学者，尹赞勋的社会责任感更为强烈，试图通过科学拯救危难中的中国。尹赞勋是第一个在法国学习古生物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回国后,在北平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积极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地质科学进行了大量野外考察。至1937年6年间,他先后到过祖国的东北、西南、西北、东南以及华北一带从事地质调查研究,撰写了论文及评介38篇，内容涉及沉积岩石、构造、矿产、火山、地貌、水文、喀斯特等。

尹赞勋手稿

　　作为我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人，尹赞勋对志留系研究富有独创的卓越成就,奠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在地质学界赢得了“尹志留”的科学尊称。从30年代开始，他对中国的志留纪地层做过大量、详细的野外考察和室内研究。1937年，他自测剖面、自采标本，发表了关于云南施甸笔石的论著。40年代，他野外考察了滇西、川南、黔北的志留系和所产笔石化石,发表《中国南方志留纪地层划分与对比》，为中国南部志留系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1949年底,他发表的《华南志留系》是第一次对中国志留纪地层较全面的总结。1965年,在澳大利亚访问时做了《志留纪之中国》的学术报告,该文在澳大利亚地质学会学报发表后,引起了国际上的注目。1979年古生物学会第十二次学术会议上，专题报告《板块构造与志留纪古地理》对我国志留系做了较全面、系统的创始性研究。

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奠基人合影，中排右二为尹赞勋

　　在古生物研究方面，他出版的三部《中国古生物志·乙种》，奠定了我国古生物的研究基础。建立的卷笔石是我国古生物学家建立的第一个新属。对“二叶石”即三叶虫爬迹、鱼类化石的鉴定，是我国最早期的生物遗迹化石研究。正是这种不畏艰险、潜心钻研、在科学的崎岖道路上艰难攀登的精神，让尹赞勋在古生物学、地层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就。

　　润心铸魂，守正地学担大义

　　“大哉我中华！大哉我中华！东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兮。泰山五台地基固，震旦水陆已萌芽。古生一代沧桑久，矿岩化石富如沙。降及中生代，构造更增加，生物留迹广，湖泊相屡差。地文远溯第三纪，猿人又放文明花。锤子起处发现到，共同研讨乐无涯。大哉我中华！大哉我中华！”

　　1941年3月7日，在重庆大学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七届年会中，首次试唱《中国地质学会会歌》，歌声嘹亮，震撼人心。时任中国地质学会第17届理事长的尹赞勋内心有着难以言表的喜悦和触动。此时距他初写会歌歌词已有两年。

　　1938年2月，尹赞勋将会歌歌词初稿交予杨钟健斧正。两年间，他斟酌再三编写会歌，数次删正、谱曲，经由理事会通过，正式成为中国地质学会会歌。这首歌激励了那个时代地质工作者为振兴中华，同心同德，艰苦奋斗。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豪壮的口号。从朴素简洁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属于尹赞勋的一颗赤子之心。看到了他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烽火硝烟、颠沛流离中，依旧怀着无限激情，根植中华大地，用自己的学识为地质事业赤诚奉献，报效祖国。

中国地质学会会歌

　　1937年，尹赞勋调任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在抗战初期的动荡环境中，对事业的追求和热爱让尹赞勋不顾野外的危险和艰苦，主持编绘了8幅江西省 1︰20万区域地质图，完成的图幅在量和质上都居于全国各省之冠。

　　1940年，尹赞勋调到重庆北碚任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兼代所长。在主持调查所工作时，虽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以工作为重，挑起科学研究和业务管理的重担。期间，他将美国首创的古地质学理论和古地质图制图方法引进我国，对贵州遵义一带栖霞海侵前的地层分布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绘制出我国第一幅古地质图，博得了当时地质界的高度称赞。

黄汲清(左)、尹赞勋(中)、李春昱（右）合影

　　1942年尹赞勋辞去代所长职,任副所长兼古生物地层研究室主任。与他的前任所长黄汲清及后任所长李春昱一同缔造了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全盛时代”，他们三人堪称中国地质科学界卓越的第二代领导人。

　　尹赞勋是一位进步的科学家，是在战火中不畏权贵、坚持正义的坚强战士。尹赞勋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任代所长时，因与旧官场积习格格不入，抱负不伸，遂上书求免。内称:“承乏年余,所务了如指掌,渐知利弊兴革之道,而部长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实难应付”，愤而请辞代所长之职。

　　1942年，他被征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第二十九期去“受训”,国民党组织千方百计，强迫他加入国民党。因看清国民党装腔作势、毫不作为的丑态，尹赞勋小心应付、多方推脱，始终未加入组织，成为该期受训人员中唯一拒不参加国民党者。

　　1947年，他在“申报”元旦增刊上作诗，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表达了他向往未来的美景。

　　1949年初，尹赞勋更是加入了由中共地下党员施雅风领导的由青年科技人员组成的“科学时代”南京分社，每周二秘密学习当时的时事政治，为后来的地质调查所反搬迁斗争打下了基础。

　　尹赞勋曾说：“回想起艰难的日子里，国民党达官贵人花天酒地与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清贫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在北碚的五年半时间，国民党不顾民族存亡和人民死活的做法让尹赞勋深恶痛绝，他逐渐认清了国民党本质，不再对他们抱有希望。同时看到了共产党能为国为人民不顾一切进行英勇斗争，萌发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悉心擘画，夯实地院学科根基

　　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尹赞勋全力以赴为新中国地学事业不懈工作。1950年3月，《新华日报》发表了《创造新时代的地质工作》的报道，动员地质学者勘探找矿，奔赴生产建设前线，为祖国创建发展工业生产的条件。1950年10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尹赞勋任第一副主任委员（李四光为主任委员），着手组织筹建全国地质科研、生产和教学机构,并安排有关地质科学机构的布局和发展计划。他负责地学教育工作，对地质专业教学、地质院系调整运筹帷幄，悉心擘画。

　　1952年,党中央筹备成立北京地质学院。这是“动地”的事业，尹赞勋参加了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

政务院通过提请任命刘型为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尹赞勋为副院长文件

　　尹赞勋在庆祝建院一周年的校刊上提出新型地质教育与旧型教育的8点对比,认为北京地质学院的建立是旧中国地质教育转变为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地质教育的重要转折点。这是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把学院建设好至关重要。

尹赞勋在在庆祝建院一周年的校刊上提出新型地质教育与旧型教育的8点对比

　　在学校工作期间，尹赞勋主持并亲自参加编写教学大纲和设计教学方案,参与筹建系、教研室、实验室及有关教学辅助部门的工作。他悉心研读苏联的教学计划,尽量把原5年的教学计划压缩在4年内基本完成。在发现学生负担过重后,他著文详细列举学校教学计划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相应专业各项课程的对比,指出课程门类和时数过多的严重情况,引起了上级的注意,及时采取了精简措施。从1954年起,教学计划一再修订精简,专业也不断调整。

　　从1952年筹备建院到1956年离院，尹赞勋在国家经济建设百废待兴、急需新型地质人才的关键时期,竭尽全力,协助建成了北京地质学院这所新型的地质高等学府，夯实了地大较为完善的学科专业根基，实现了学校办学的高水平起点，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地质人才，推动了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鸿祯曾在纪念文章中这样写到：“在北京地质学院任职期间，他竭尽全力推进各项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学生，满足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地质人才的需求”。

　　敢为人先，领航新中国地学事业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1949年，国家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努力发展科学。1949年11月，全国性科学研究和领导机构中国科学院成立。1955年,尹赞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1957年任地学部主任直至80年代初。

　　期间，他组织制定了第一次全国地学科学规划、“中国地学发展的三年提纲和八年设想”和《1963-1972年地学发展规划》。这是我国地学发展的重要规划性文件，对我国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尹赞勋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志合影

　　尹赞勋在从事繁重的组织管理和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对研究工作也丝毫没有放松，他对中国地层工具书的编撰和让中国地质科学与国际接轨的研究，就是在这一时期展开的。工具书编撰是一项需要“翻箱倒箧,查阅卷帙浩繁的新旧书籍,甘当寻章摘句的老雕虫,投入繁琐的考证,埋头工具书的编写工作。”尹赞勋甘当铺路石，义不容辞接下汇编工具书的重担，在1956年到1966年十年期间，《中国区域地层表(草案)》、《中国区域地层表(草案)补编》、《中国地层名词汇编》、《中国地层词典（七）石炭系》、《中国地壳运动名称资料汇编》、《规范及说明书》先后问世。这是尹赞勋在中国地层规范上的重要贡献！

　　1978年，尹赞勋发表了《论褶皱幕》,这是50年代初研究地壳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对从事构造地质、区域地质、地层工作及教学工作,均有指导和实际意义。这一重要成果,获得了1980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尹赞勋工作中

　　十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但仍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博览国外地质学和其他地学刊物。从1971年起,他将国际上地球科学中进展最快、有重大突破的板块构造学说介绍到我国，利用各种报告会和座谈会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并结合我国地质实际情况,提出开展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发展远景。他的论著大大冲击了多年来传统地质学“固定论”的思想,对我国地学界的科研、教学和生产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80年国际岩石圈计划问世。尹赞勋十分重视,他指出我国没有参加60年代的国际上地幔计划,也没有理会70年代的国际地球动力学计划,使我们在地质学上大大地落后了。他建议迅速组织国家岩石圈委员会,“大力开展工作以便中途插入先进集体,共同进行承前启后的各项考察研究工作,赶上发达国家和少数第三世界进步国家的步伐,而与当代地球科学前沿开拓领域者同呼吸、共命运,齐头并进”。

　　尹赞勋还曾任第一、二、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中国地质学会重要领导人，为学会服务一生。他长期领导了中国古生物学会,是中国古生物学会担任理事长时间最长的一位科学家。

　　甘为人梯，悉心育才树丰碑

　　“看看，你们的工作很不仔细，把图的方向搞错了。穆恩之、盛金章的工作就很仔细，应该向他们学习。”尹赞勋指着手中报告里的一张图，很严肃地对身边的年轻人说。年轻人叫范嘉松。半个多世纪后，当88岁高龄的范嘉松回忆这件事时，脸上仍不由得一阵阵发热：“尹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地学家。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让我一生受益。”

　　虽然对人严格，但尹赞勋在学术上却从不吝啬对年轻人的提携。1979年，一位青年写了一篇《地球在膨胀》的文章,曾请求专家评审无果,尹赞勋认真审阅他的文章并推荐给方毅同志,后来破格录取这位青年进中国科技大学学习。陈国达教授1938年写出《中国东南部红色岩层之划分》一文,该文由于主张中国东南诸省的红层有白垩系部分存在,与当时认为其时代只限于第三系的流行看法不合,被刊物主编拒绝,尹赞勋阅读后说“看来红层问题大有研究余地”，并做了许多工作,使论文得到正式发表,后来被许多地质人证明，该论点是正确的。

　　尹赞勋曾担任《地质科学》主编、《中国科学》及《科学通报》副主编，对青年的论文稿件，总是认真审阅,诚恳地提出意见。对有些青年同志提出的问题，总是经过认真思虑后,从问题渊源和发展逐一给予解答。他还经常向青年同志们介绍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共同讨论对地质学中他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他经常说:“任何高明的科学家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在真理面前应该虚怀若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在他的指导下，一批青年人才后来成为地学研究中的翘楚，在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他这样关怀备至、提携人才的可贵品德，也深为地学界同行所敬重，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尹公”，赞扬他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尹赞勋治家极严，从不允许子女借用自己的影响力，让他们“一切靠自己”，对他们的事业“袖手旁观”，教导他们要有“独立思想”和事事“做好准备”。他的女儿尹文英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并于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这对院士父女成为科学界的佳话。

尹赞勋与家人合影

　　即使到了晚年,尹赞勋仍孜孜不倦地投身地质科研和教育工作，拖着病弱身体忘我笔耕，悉心指导年青同志。他说:“我已年老体衰,晚年有限,如不抓紧时间,积极工作,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他常勉励周围的年青人,要牢记“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的名言。

　　一心向党，风骨智慧照后人

　　“经过整整三十年的磨砺和诚挚的追求,终于如愿找到政治归宿,也是我一生最高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今后一定全心全意地忠于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尹赞勋这样说。1979年1月29日，77岁高龄的尹赞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夙愿得以实现。这是他将个人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无保留地贡献给人民的必然结果。此后,他的精神更加焕发,意志更加旺盛,他分秒必争,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

　　1984年1月27日，尹赞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他去世前，很多大科学家去医院探望他，他含泪说：“我自己生病不能工作，还要麻烦您们耽误工作来看我，真是惭愧啊！”他去世后，骨灰埋葬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猿人遗址的科学家纪念园，和贾兰坡、杨钟健、裴文中等地质科学家继续守护着他们钟爱的地质事业。

　　为纪念和表彰尹赞勋在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卓越成就,鼓励和支持地层古生物学工作者为早日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198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设立“尹赞勋基金会”,设“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作为此学科、行业的最高奖项，迄今已有数十人获奖。“尹赞勋精神”将在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层学界继续发扬光大。

　　“21世纪的中国地质学，将深入地下和海底开采矿床，进入太空研究外星地质，地质学要不断拓宽视野和活动空间。”1959年，尹赞勋发表《科学家谈21世纪》一文，首次提出“下海，入地，上天”的科学目标。今天，尹赞勋等几代科学家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上天、入地、下海、登极”，也成为中国地质大学最鲜明的学科特色。

　　尹赞勋的一生历经了新、旧中国的巨变，他从最初的“科学救国”论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和红色科学家，他投身中华民族谋求科学自强的壮丽事业，并为此初心不改。他为中国地质大学的学科专业建设擘画全局，为学校植下红色基因，悉心指导学校成长发展，延续永不熄灭的地质薪火。他是整个近现代中国地质学历史的代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地质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他毕生潜心钻研地学，泽被桃李，在我国地质科学领域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留给人类的，不仅是结实累累的科研成果，更是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和一心为国的优秀品质。我们要赓续科学前辈的精神血脉，在一代代地大人中薪火相传。 （文稿创作：校史馆地大红色故事创作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