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大红色故事 | 从一二·九运动中心走出的地大根脉守护者和定址武汉主导者——高元贵

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同志系统阐述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明确指出：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在这场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当时的中国大学学生会六大骨干之一、后来担任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湖北地质学院临时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地质学院临时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高元贵，自觉接受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带领中国大学的学生们开展了反日游行和“倒王”、“驱祁”行动并取得最终胜利。

高元贵（1908.3-1993.2）

1935年12月9日凌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近千名学生被军警拦在西直门外，无法进城，就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附近居民和守城军警进行抗日宣传。

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中国大学等十多所学校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新华门紧闭着，门前排列着警车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军警宪兵手持刀枪。请愿学生高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推选出12人为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6项要求。

上午11时，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出来与学生会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为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政策百般狡辩。同学们对其答复极为愤慨，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

当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同学们不畏强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和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国内外许多报社的记者随行采访。队伍经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抵达王府井大街时，已扩大到四五千人。军警布满了王府井大街南口，冷漠地挥舞皮鞭、木棍，无情地抽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同学们与军警展开了搏斗，当场有数十人被捕，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震惊了全中国，很快传遍了海内外。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长征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

中国大学，简称中大，初名国民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于1912年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的一所民国时期的高校；于1913年4月13日正式开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1949年停办，历时36年。其原校址在前门内西顺城街。1928年左右，搬迁至二龙路的郑亲王府（现国家教育部所在地），原校址被改建为中大附中。宋教仁、黄兴为第一、二任校长，中山先生自任校董。一二•九运动前，中大校长由国民党南京当局外交部长王正廷兼任。由于王不能经常到校，实际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祁大鹏以总务长名义主持中大学政。

中国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前列，以李大钊、李达、吴承仕、杨秀峰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教授”在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广大师生对抗日救国活动一直是积极的、先进的，在一二•九运动中表现尤为突出，因此被北平地下党组织选定为运动的中坚力量。国民党南京当局觉察到自己控制的中大，竟然变成了一所“激进”的学校，非常恼火。除加强王正廷和祁大鹏的班底外，还以教育部名义委派一个叫张天爵的人来中大担任教育长，严密监控中大，明令禁止学生的一切集会活动，军警可随时进校对他们认为的“不法分子”随意逮捕审讯。

在严峻局势下，高元贵等爱国学生意识到，中大师生想要获得抗日救国的自由，必须根除国民党对中大的控制，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他与段君毅、任仲夷、史立德等15位同学组成中大学运组织，同国民党南京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1936年初，高元贵等六位学生领袖们与中大教育长张天爵展开激烈辩论，并使其理屈词穷。同年9月，为驱除祁大鹏，学生们包围了中大董事会会场西花厅，许淦当众宣读祁大鹏十大罪状，高元贵把控告信送达董事会，并代表学生会义正辞严地向在场董事会成员宣布，“即日起罢课，祁大鹏不除是永远不复课的”。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大成功罢免了王正廷的校长职务，史称“倒王”；驱逐了祁大鹏，史称“驱祁”；邀请原北平市长何其巩当上了代理校长。

高元贵在一二·九运动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用英勇斗争、无畏向前的胆识与魄力，生动展示了“爱国就要救国”的家国情怀和实干精神。

深入工农，抗日救国传佳话

1908年，高元贵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幼年和母亲在农村生活。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金陵中学，正值国家时局动荡，他不但学习勤奋，而且十分关心国事。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触到一些进步报刊，不仅为那针砭时弊的文章深深吸引，更为共产主义思想的真理和正义激奋不已，致力于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他的心中萌发。之后，他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主编共产党地下活动刊物，秘密售卖上海寄来的进步书籍，组织学生进行罢课斗争。

1928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北方工作的指示，高元贵受共青团山东省委派遣，秘密到淄博矿区负责发展共青团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他曾一度与家庭断绝联系，以煤矿工人身份为掩护，与煤矿工人同吃、同住、同下炭井掏煤，竭尽全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组织成立了共青团淄川矿区支部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荒地“十行”钱三包工柜的罢班斗争和大荒地、十里庄工人的挟炭运动，把抗日的种子撒在淄博矿区。为此，矿区团支部受到团省委的表扬，并在《共青团山东省委报告》中，较具体地阐述了淄川矿区团支部的活动情况。

1935年，高元贵考入中国大学，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在学生中开展爱国学生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高元贵受党组织派遣，到山东聊城地区发展抗日工作，以国民党抗日将领范筑先部政训处中校处长身份，秘密开展鲁西抗日救国运动。

1938年，高元贵建立冠县政训处。同时，以小学教员和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开办政训班，受训学员达70多人，后大部分学员成为各群众团体的县、区骨干，走上街头宣传党的政策，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教唱革命歌曲，投入到农民运动的洪流中。这一时期，在他的引领下，农民互助会、冠县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相继成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在冠县工作期间，高元贵认识了齐涛，在他的引导下，齐涛加入中国共产党。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并肩战斗，收获了革命的友谊和爱情。

也是在这里，涌现了一批像“高元贵—齐涛”夫妇一样的夫妻档革命战士，“七大闺女、七大女婿”的革命佳话，在当地广为流传。他们一方是威震敌胆的抗日名将，一方是冠县女儿中的巾帼英豪。他们以开拓者的行动，播撒着抗日救亡的革命薪火，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当地抗日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被誉为“鲁西北平原上的小延安”。

山东军史馆展览：冠县抗战佳话——“七大闺女、七大女婿”

山东军史馆展览：高元贵－齐涛夫妇

在鲁西北期间，高元贵先后担任山东省冠县县委民运部长、鲁西北地委民运部长、鲁西区党委民运部副部长，后又被派往河北省南部地区任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联合总会主任，冀南区党委民运部长兼财委副主任、行署副主任。鲁西北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要抗日就找武工队，入武工队就找高元贵”。日伪把当地的农会、武工队与高元贵并称为“三大害”。高元贵扎根故乡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生入死，深入工农，放手发动群众，在鲁西北人民群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解放战争时期，高元贵随解放大军南下，任武汉物资接管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历任中原临时政府工业部副部长、中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统计局副局长、中南建筑工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建筑工程部兰州总公司经理兼党委副书记，以勤政务实的作风为新中国初期经济形势的恢复和好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主政地大，实事求是护根脉

1958年，高元贵奉调担任北京地质勘探学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知天命的年纪，本该在熟悉的经济领域发光发热的高元贵，毅然转投教育战线。从革命斗争到经济战线再到地质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他深知地院担负着为祖国培养地质人才的重任，以“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办好中国自己的地质教育”为办学信条，稳扎稳打做好地院的教学工作。

高元贵坚持学校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他抓教学，不仅仅是发几个指示，让他人去做，深入教学一线，是他的行动指南。

他十分强调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三基”训练。因此，他着力抓好课堂教学环节，常带领校领导和教师深入课堂听课，掌握教学第一线情况，树立讲课水平高的教师样板，推广他们的教学经验。

他经常参加教研室讨论，认真阅读一些重点教材的编写初稿，白天工作忙，就晚上留在办公室阅读。没有学过地质，看不懂的就虚心向老师们求教。他从理论联系实际、教材要中国化的高度来审查教材，并向教师们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帮助教师们提高教材质量。经过几年努力，学校主要课程有了自编的教材，做到了“好纸铅印、课前到手、人手一册”，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保证。

他认为，地质学的最大实验室就在野外，特别重视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这两个校外教学环节。为了提高实习质量，他千里奔波，先后考察了南口、密云教学实习基地，1964年又带领教改组，到周口店实习站蹲点，每天和学生一起爬山观察地质现象，听老师讲解，晚上在灯下讨论研究。1965年他又带领有关人员深入到秦岭、甘肃、内蒙、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野外地质队和矿山了解师生实习情况，改进学校的生产实习工作。

1959年夏，高元贵向在周口店实习的师生作报告

在高元贵带领下，学校掀起了认真搞教学的好风尚，整体的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高。1965年春，《人民日报》以第二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学校四篇教学改革的经验总结。

196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学校教学改革经验

“祖国和人民豪迈地称呼我们为工业建设尖兵、建设时期的游击队，是对我们的奖赏和殷切希望，我们应珍惜和爱护这光荣的称号，要以冲天干劲、雄伟气魄去从事学习与劳动”，高元贵这样说。他强调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加强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号召新同学“把自己锻炼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十分重视体育工作，鼓励体育教师结合地质专业特点，办出特色，使学生具有健康体魄，有为祖国健康工作的本钱。学校里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登山、攀岩更是学校特色项目，还向国家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的优秀运动员。

1958年，学校登山队登上了甘肃境内海拔5120米的七一冰川，高元贵代表党委欢迎登山队胜利归来

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不遗余力。受过高等教育和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高元贵，极为重视学校师资队伍的培养。他选拔任命一批专业精深、品德优秀、年富力强、敢于担当的教授担任院、系、室的领导人，亲自组织老教师在自愿的原则下学习哲学，辅导他们在教学科研中应用自然辩证法。他将青年教师推到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工作，创造各种条件帮助青年教师进修提高。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巨大推广作用。

高元贵亲自辅导马杏垣（右1）、张炳熹（左1）、池际尚（左3）、张席褆（右2）、陈光远（右4）等老教师学习哲学著作，交流学习心得

在高元贵的领导下，学校确立了"刻苦钻研、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严肃活泼"的校风。在教学、科研、校园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60年，北京地质学院跻身64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行列，并成为“北京市文教战线红旗学院”。

定址武汉，殚精竭虑领南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院正常的办学秩序遭到严重冲击，以高元贵为代表的一批老领导被迫“靠边站”。1968年8月，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院接管全部工作。次年9月，校军宣队受地质部指示在江西峡江创办北京地质学院“五七”干校。1969年10月，学院按上级要求外迁，由此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低潮时期。

为尽快选定新校址，学院先后前往陕、甘、豫、赣、湘、鄂等地勘察，于1970年9月定址湖北江陵，随后更名为湖北地质学院。至1970年底，学院教职工分散在湖北江陵校本部、江西峡江“五七”干校、湖北丹江口“五七”地质队和北京留守处及机工厂。江陵建校后，学院各项工作有所恢复，军宣队邀请高元贵重新参与学院管理工作，主抓教育革命。在此期间，客观条件导致江陵校区建设工作难以落实，从江西峡江迁至湖北沙洋的干校教职工及家属居住环境异常艰苦，且长期迁徙致使教职工人心思归，至1972年底，多数人迁回北京暂住。

北京地质学院南迁选址示意图（校史馆绘制）

1972年12月，湖北省委同意学院成立临时党委，任命高元贵为学院临时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计较“文革”初期的不公正遭遇，高元贵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从有利于学校的发展出发，毅然重新挑起领导学校南迁建校的重担。

领导机构一经恢复，高元贵立即带领领导班子就江陵建校条件的问题展开走访调研，于1973年1月向上级明确提出，“江陵不适宜办全国重点地质院校，请求重新选址”，并阐述了校址应当满足的地质、交通、文化、生活、工业等条件。当年6月，国务院发文同意学院在湖北省内另行选址建校。根据湖北省委提出的“除武汉市以外”的选址范围要求，1972年底至1973年8月，高元贵带领选址小组在京广铁路沿线及鄂东地区进行了半年多的考察。在认真坚定地执行选址建校任务的同时，他也从学校发展的长远大计出发，坚持向湖北省委乃至党中央反映回迁北京的个人看法，联合学院临时党委委员写信请求周恩来总理过问地院迁校问题，并提出“边迁校建校，边在北京原址招生上课，尽快为国家培养地质干部”的建议。高元贵还将信件抄报给湖北省委、国务院科教组和国家计委地质局，光明磊落地向各级组织阐明个人态度。

1972年，高元贵带领选址小组在鄂州西郊勘察选址

在对湖北境内半年多的考察进行全面分析后，选址小组上报湖北省革委会：“京广铁路沿线及鄂州、黄石等鄂东地区均不适宜建设和发展全国重点地质学院，希望湖北省能够同意湖北地质学院在武汉市选址建校。” 在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等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下，经过高元贵的反复坚持、多方奔走、据理力争，学校在武汉建校的诉求终于在1974年7月得到了湖北省革委会的正式批准。

湖北地质学院省内选址示意图（校史馆绘制）

1974年6月和9月，学校临时党委专门组建了由王焕任组长、徐新甫、朱见香任副组长的校址踏勘小组，先后两次组织在武汉市内开展选址踏勘调研，最终定址于东湖之滨、南望山麓。1974年12月28日，学校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

武汉地质学院市内选址及“多点”办学示意图（校史馆绘制）

迁校武汉已成定局，如何认清和跟上大好形势，迅速做好迁校建校工作，带动地院各项工作开展，是摆在临时党委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高元贵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在临时党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及扩大会议上，学院确定了迅速搬迁到武汉的方针。高元贵作《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务院指示，迅速认真地做好迁校建校工作》、《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迅速认真地做好迁校建校工作》的报告。1975年6月，学院临时党委第七次会议制订了今后以迁校建校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和措施，进一步明确了迁校建校中要妥善解决的重点问题。

高元贵《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务院指示，迅速认真地做好迁校建校工作》报告

为了更好地接受湖北省委领导，尽快完成南迁工作，1975年初，学院临时党委和院级领导机构迁至武汉办公，高元贵则亲自回京动员迁校。他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动情说道：“我们许多干部是在战争中过来的，在战场上拼过命的。现在仍然需要这种革命精神。用这种精神对待迁校，对待工作。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顾全大局，而决不能讨价还价。”

1975年8月，国家计委和教育部电令全体教职工于暑期全部返回武汉，并安排秋季对几个急需专业招进一部分新生（史称“八八”电报）。全院随即掀起一场大宣传和大落实“八八”电报指示精神的群众运动高潮，临时党委发出《关于坚决执行国家计委、教育部八月八日电报指示的决议》：“前进的道路不会是平静的，困难会是很多的，斗争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号召全院共产党员和广大教职工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高元贵带头将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武汉，学院迅速制定了教职工具体搬迁计划。

身体虚弱，饭量很少，晚上睡眠靠安眠药维持，糟糕的身体条件并没有阻挡高元贵亲力亲为的步伐，在学校迁往武汉的重要时刻，他亲自指挥、具体指导、细致安排。8月下旬，因特大暴雨导致中断的京广铁路恢复通车后，学校第一批教职工乘坐专列南下，这也是恢复通车后第一列由北京开往武昌的列车。随后，各批次人员陆续南迁。在初到武汉、校园建设尚未完成的艰苦时期，湖北省将武汉地校并入学校，并借用湖北省委党校、武汉教师进修学院、华中工学院和华中农学院等兄弟院院校的校舍作为武汉地院师生的临时宿舍和教室。此时的学校地跨三镇，多点办学。师生们、职工及其家属们克难攻坚，边搞基建，边抓教学，度过了一段艰辛而难忘的“乌兰牧骑式”校园生活岁月。

高元贵以一个教育家的情怀、革命家的胆魄和政治家的站位，以一个共产党员挺身在前、实事求是、担当作为的作风，在学院栉风沐雨的艰难时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学院教职员工虽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却在高元贵的带领下凭着地质人特有的韧劲和闯劲，掀开了南迁办学的新篇章。

亲民务实，尊师爱生暖人心

作为教育家和政治家，高元贵用自己的行动为全院师生树立了榜样。在工作中,他关心师生员工的利益，敢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在生活上,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

学校野外实习的师生很多，高元贵深知其艰苦，常去看望，近处的周口店、南口、石景山等地他常去蹲点指导或现场慰问，甚至与师生一同挖野菜充饥。远处的甘肃、内蒙也常有他的足迹。11611班一位同学回忆说：“奔赴河南豫西山区卢氏县进行毕业实习，一共6个同学，按当时系领导的要求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生活极其艰苦，每日三餐除了玉米面饼，就是泉水和大蒜。肉、菜根本无从谈起。”“高元贵院长不远千里亲临卢氏看望我们，当他老人家得知我们的情况后，我们小组这才获准背粮上山单独起灶，吃上了白面馒头，大家心情激动，深深感谢院领导的关怀。”

1965年，高元贵看望在南口进行教学实习的师生

石景山的山岩约有10 米多高，居高往下看，会害怕，尤其是女同学，更是犯怵。高元贵到蹬岩练习的地点看望学生时说：“同学们，胆大心细，不要怕。”在他的鼓舞下，同学们个个奋勇努力，圆满地完成蹬岩任务。有的同学说：“高院长平易近人，还没见过这样的好领导。”有的说：“高院长工作那么忙，还来给我们蹬岩壮胆，真是有幸啊！”

1959年，高元贵等院领导在香山观看学生攀岩训练

对那些身处逆境、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专家教授，高元贵以诚相待，耐心做思想工作。凡有学生、教师、干部同他反映的一些过左的做法，经了解后，他都能妥善处理。

王鸿祯院士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判、降级、撤职处分，情绪消极，思想包袱沉重。高元贵多次找他促膝谈心，鼓励他不要灰心，不要放弃钻研学问和追求学术真理，聘请他当自己的教学科研顾问，列席院务会，指导周口店野外实习基地的教学改革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鸿祯收获了大量科研论文、专著和国家级科研成果奖，还于1980-1983年出任了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这要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在我身处逆境时鼓励、开导和支持我的高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校友还是大学生时，就因为说了“阶级斗争不会越斗越尖锐”这句话，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系里要组织批判，高院长及时发现，并制止了那次批判，保护了叶大年。叶大年回忆说：“我每每想到自己的成长过程，就对高元贵院长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

对别人大方，对自己却苛刻。1958年大办钢铁运动中，师生长时间野外工作，衣服破损得厉害。尽管当时学校经费十分困难，高院长听取教师意见后，在会上决定给师生置工作服。但他自己却不在意着装，一件呢大衣、一套呢中山装就是他的全套上班制服，里面的衬衣和毛衣有的就打着补丁。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为了保证师生的身体健康，他在学校亲自抓食堂、亲自过问给老教授们发放的补助食品，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和家里的孩子们多拿一两食品。

1961年春节座谈会上，高元贵代表党委向各民主党派和老教授们表示慰问

1965年石油系教师带学生到玉门油田进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同样在此带实习的外校老师每天补助9角钱，而地院老师只有2角7分钱。高元贵经过实地考察，提高了大家的待遇。他自己却从不向学校伸手索要什么，他子女多，负担重，早先全家在一起生活时，每月他与齐涛同志的工资全用完，还会缺五天的生活费，这情况几十年都鲜为人知。他的住处陈设简单，几十年一直未好好修整和更新过，那两个小小的旧书柜，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一套旧式沙发一直在使用。其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好作风一直保持到晚年。

1972年，高元贵与夫人齐涛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全家福

他关心同志，对人宽厚诚恳，能体察理解人的内心和思想，大家有问题都愿找他谈心，他也时常到老教授家里进行慰问，就连在食堂吃饭的时间，他也常用来接近群众，与在食堂进餐的师生边吃边聊。在地院上上下下，谁有事情都敢向高元贵提，他平易近人，即使你提错了、说错了、态度不好，他也从来不计较。他不仅是院长，还成了大家的朋友，大家背后亲切地给他起了个雅号：高老夫子。

高元贵来校看望袁见齐、杨遵仪院士后一同在家属区漫步

1976年春的一天，武昌火车站站台上有一群人匆匆赶来，那是武汉地院副院长、老红军朱见香带领部分教职工赶到车站为高元贵送行。高元贵在女儿陪同下来到车站，没有人拥挤，自动排在站台一边，眼里闪着泪花。他过来和大家握手告别，那一双双目光，那一次次握手，深深表达着大家对老院长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有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只有送上一句共同的祝福：“院长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列车启动了，大家向老院长挥手告别，目送列车离去，列车消失了，人们还呆呆地站在那里……这天，高元贵正式离开武汉地质学院的领导岗位，回到北京任国家计委地质总局顾问、地质部顾问。1983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离休。

1993年2月21日，高元贵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在献身地大的18年里，高元贵始终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中兢兢业业、百折不挠、心无旁骛地守护着地大根脉。他在学校经历的每一个困难面前，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始终坚守目标、锲而不舍进行不懈探索，开创并领导了地大北京地质学院时期的辉煌；在地大漂泊、动荡的南迁时期，他肩担道义、实事求是，在坚决执行上级决定的同时，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校广大教职工，奉命南迁，攻坚克难，定址武汉，尽心竭力地确保学校弦歌不断，学脉相传。他留给后人的，是一段共铸辉煌的历史、一位风雨兼程的家长、一个敬业勤奋的身影和一席诲人不倦的佳话，更是一种忠于职守、尊师爱生、务实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作风，教育和引导着一代代地大人脚踏实地接续奋斗。 （文稿创作 校史馆地大红色故事创作团队、南望兰台校史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