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红军长征即将结束时，挥笔写下的著名诗篇，也是毛泽东对长征最早、最生动形象、最喜悦豪迈的刻画。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等三大主力部队，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背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陆续离开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纵横十几省，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会师于陕甘宁地区，并以此为大本营和出发点，发挥了伟大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在长征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中，先后任红六军团十七师49团、50团、51团机枪连班长、排长、代理连长，后来担任湖北地质学院临时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地质学院临时党委委员、副院长、顾问的朱见香，带领机枪连全程参加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并亲历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1934年7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阶段，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已处于困难境地。在这种情形下，根据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的指示精神，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遂川县出发，突围西征。肩负打通与红三军的联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重任。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冲破敌人重围，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率领前来接应的红三军在黔东印江县木黄镇胜利会师，红三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随后红二、红六军团联合作战，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
为策应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红二、红六军团于10月底发起湘西攻势，相继攻克永顺、大庸（今张家界市）、桑植、桃源等县城，创建了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省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初春，到达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在贵州西南部和云南交界的乌蒙山区展开回旋战，击退国民党重兵的“追剿”。3月28日，顺利出乌蒙山，进入黔西南盘县地区休整。
1936年3月底至5月，红军再次从盘县地区启程，经云南丽江石鼓，北渡金沙江，翻越三座雪山，迈入四川境内。此时的朱见香已是红六军团十七师51团机枪连的代理连长。他带领扛着重武器的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前行。严寒笼罩着雪山，狂风卷着雪片时不时地往脸上打来，似乎要吞没整个机枪连。越往山顶爬，空气越稀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但他们既不能停，更不能坐，必须保护好手中的迫击炮、重机枪等武器。保住它们，就保存了抗争的火种，保住它们，革命才有希望。面对高寒、缺氧、雪盲等一系列生理极限的挑战，朱见香和机枪连的战士们硬是护着这些当时最先进的重型武器，一步一个脚印地爬过了三座雪山。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和原红一方面军的32军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当月，红二方面军就开始北上。10月9日，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与红一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至此，历时两年的长征以红军三大主力部队最终胜利会师而宣告结束。
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将一次战略转移转变为向抗日前线的英勇进军。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艰难跋涉，变成了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征程，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争取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迎来了新的曙光，开辟了光明前景。
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无异于一次淬火重塑、脱胎换骨，构成之后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经过长征洗礼的朱见香，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路南征北战，为党为人民英勇奋战、义无反顾。
新中国成立后，朱见香的红色信仰在奋斗中愈加坚定，在湖北水文地质战线上兢兢业业，取得辉煌战果，在中国地质大学立足湖北的关键时刻，照亮了学校二次创业的奋斗历程。他信念坚定、不怕牺牲、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群众、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中国地质大学南迁办学和永续发展播撒了长征精神的红色火种。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为地大人留下赓续不断的红色基因。
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座谈会（左起：张锦高、彭山、朱见香、赵克让）
枪林弹雨建奇功
1907年，朱见香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芦溪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2岁就开始在江西省安福县做长工。乡民贫苦，受地主阶级压迫，时代动荡不安，家与国的双重危难，让他萌生了改变自己命运、改变乡村贫穷状况的想法。当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家乡时，他满怀希望地致力于革命事业，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江西省永新县老君区团委宣传员。
1929年，朱见香在江西永新县参加红军，历任江西省永新、万安独立师通讯员和吉水、吉安二十军第三纵队通讯员。1934年，朱见香在湖南省贵东县经朱天发同志介绍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永新补充团、六军团十七师四九团、五十团机枪连任班长、排长。在此期间，朱见香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对蒋介石反动军队的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7月，朱见香随红六军团向西征战，随后，配合中央红军长征。1936年10月到1937年5月，在红二方面军十七师管辖的甘肃庆阳步兵教导师一边养伤，一边接受训练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朱见香在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担任机枪连连长、教导队队长，在延安联防司令部担任警卫队队长等职，参加了八路军对日寇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战役，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作出了贡献。
从1942年1月至1944年12月，部队党组织还安排朱见香先后到延安留守兵团司令部军政研究班、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连续接受了总计三年的脱产学习，并委任他为军政研究班的班长、抗大学员三大队一支队的队长。在此，他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军事指挥理论，训练了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据档案记载，他在抗大学习的鉴定结论是“学习上虚心，整风及业务学习取得了不少进步，尤其文化学习兴趣浓厚”,“工作上老练“，”取得了不少成绩，有苦干的工作精神”。
1941年，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教导队全体合影，前排右二为朱见香
其间，朱见香随三五九旅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他们在南泥湾一边战斗、一边生产，既保卫了延安的南大门、保证了党中央安全，又通过大生产运动保证了党中央后勤生活给养，毛泽东亲笔题词称赞“有创造精神”。“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伴随着歌曲《南泥湾》的传唱，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与三五九旅家喻户晓。
解放战争时期，朱见香先后在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后勤部、哈尔滨上干大队、四十七军通讯部、参谋处等单位任职，并参加了保卫延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湘西剿匪等战斗。
1946年，朱见香在宝清县与战友合影，右坐者为朱见香
1946年，朱见香在宝清县战斗间隙
在革命战争的烽火淬炼中，朱见香始终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和决心，追随党、追随革命不动摇，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建立了赫赫战功，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纪念徽章：“华北解放纪念章”、“工作模范东北民主联军S.1D纪念章”、军帽上的“八一”徽章及军服上的徽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解放东北纪念章”
1950年，欢送朱处长临别留念，即欢送任四十七军参谋处处长的朱见香（前排左三）去中南局重工业部办公室工作
光荣负伤写传奇
“左肩受重伤，大肠枪弹射断，背部脊骨击伤一半，左膀受重伤，左下肢受弹穿，行走不便，伤残等级为二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证》泛黄的页面上详细记录着朱见香在新中国成立前作战的受伤情况。
朱见香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伤残军人证（发证日期：1990年8月1日）
朱见香在山西灵丘一次战斗中负伤治疗的经历，留下了一段难忘的传奇故事。
1938年，八路军359旅719团全团到雁北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当时，上级指示719团，要以灵活的游击战对敌人进行袭扰、伏击、牵制。在其中一次战斗中，日军对山西灵丘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朱见香时任抗日游击队队长。为了掩护大部队和老百姓撤离，他带领队伍正面阻击日寇，与其展开激战，不幸中弹，身受重伤。由于失血过多，朱见香已然陷入昏迷。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在掩埋牺牲烈士遗体的时候，发现了他，虽然仍在喘气，但其伤势十分严重。子弹从右腹部打入，右后侧出来，造成非常致命的贯穿伤，肠子多处受损。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朱见香就近寻找医院，焦急地期盼能保住这位抗日英雄的性命。
幸运的是，3天后，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的朱见香遇到了白求恩医疗队。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生。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到达延安。不久后，他赴晋察冀边区，在其后方医院开展医疗救援。
白求恩亲自操刀，为朱见香进行手术治疗。当时医疗条件很简陋，就地找了块棺材板子，就在上面做手术、睡觉。朱见香的肠子受损严重，打坏了一段，急需重新接上。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用什么去接？白求恩决定用其他动物的肠子代替接到朱见香的肠子上。做完手术后不能吃、不能喝，还需要用一块石头压在肚子上。顽强的朱见香战胜了严重的排斥反应，竟然奇迹般地来活了下来。
后来每年干部体检时，医生总对朱见香说，“你这个肠子颜色跟其他的肠子不一样，是黑的，是不是有什么变了？”朱见香就说，“不是，我那个肠子可好了，我那个肠子是白求恩接的。”他还说：“白求恩特别特别好，当时配给他有羊奶牛奶喝，白求恩不舍得自己喝，他都让给我们这些伤员喝了。”
住院40天后，朱见香再次回到部队继续参加战斗。他是党的忠诚战士，革命战争年代，他一直战斗在革命前线，前后十几次负伤，可是都挺了过来继续坚持战斗。即使因伤休养，他也用这段养伤时间去学习、充实自己，让自己恢复后能更好地投入战斗。“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休养时学习”是对朱见香最真实的写照。他的军旅生涯基本由“英勇战斗”和“养伤学习”两种状态构成。累累伤痕是他的一枚枚勋章，记录着他的卓越战功和荣誉。
1990年，为纪念白求恩诞辰100周年，加拿大驻华使馆还特意致函我校，问询白求恩在华北抗日战火中救活朱见香的这段传奇经历，当时学校委托朱老的女婿丁振国同志执笔回复了相关问询。
地质战线创佳绩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年战乱洗礼的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地质工作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最基础的工业原料，满足工业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侦察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1956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地质工作，并且使地质普查工作和重点勘探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争取发现更多新的矿区和矿种，探明更多的矿产储量，以满足工业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面临建设新中国这一重任，朱见香毅然从革命前线转投地质战线，到更需要他的地方为国家工作。
建国初期，中央确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的水利建设基本方针。湖北素有“洪水走廊”、“千湖之省”之称，做好水利建设工作对全省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数次受重伤对朱见香的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在身体不便的情况下，他意志坚强，克服困难，亲自到一线进行勘查、选址，进行深入地比较和研究，为三峡工程、丹江水库、武汉长江大桥的定址修建决策做贡献。
1958年，朱见香（左三）陪同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左一）视察武汉长江大桥
朱见香说：“一切在工业建设岗位上的党员干部必须钻研生产业务，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和知识，要克服官僚主义的习气，克服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每位工作人员必须联系实际深入下属，倾听群众呼声。”他为人随和，一直跟干部群众、工人同吃同住、下基层。在工作中朱见香丝毫不放松对自己和地质队伍的要求，在作业量少的情况下，他亲自领导职工进行冬训、技能训练、模拟钻探，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在地质队伍中延续。
他对技术人员非常重视，尽量给他们提供成长的空间，并用最有效的办法提高现有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督促学习业务。在他的带领下，培养了一大批水文地质界的骨干人才。
1961年，朱见香在湖北潜江江汉油田矿区的周矶察看岩心
“特别是我今天站在有色金属部门，对社会主义建设是负着重要的责任，工作不能搞好，直接影响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朱见香如是说。从1950年到1969年，朱见香历任中南局重工业部办公室副主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中南钨矿局办公室副主任、行政处副处长、处长，地质部丹江水文工程地质大队党委书记、大队长，地质部湖北水文地质大队大队长，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处处长，湖北省地质局副局长，为湖北水文地质建设和祖国的地矿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朱见香同志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中南钨矿局工作人员服务证
受命南建立功勋
1969年10月，北京地质学院按上级要求外迁，学院先后前往陕、甘、豫、赣、湘、鄂等地勘察，于1970年9月定址湖北江陵，更名为湖北地质学院。江陵建校后，学院各项工作有所恢复。1972年8月，湖北省革委会同意湖北地质学院将武汉地质学校的教学点改为“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分院”。在此期间，教职工及家属居住环境异常艰苦，且长期迁徙致使教职工人心思归。
1972年12月，湖北省委任命朱见香为湖北地质学院临时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他临危受命，并兼任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毅然挑起协调沟通、缓解困难、稳定队伍、让学校扎根湖北的重任。
1974年7月，湖北省革委会的正式批准学校在武汉选址，1974年6月和9月，学校临时党委专门组建了校址踏勘小组，由王焕任组长、徐新甫、朱见香任副组长，先后两次组织在武汉市内开展选址踏勘调研，最终定址于东湖之滨、南望山麓。1974年12月28日，学校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
1975年6月，学院召开临时党委第七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迁校建校中要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由高元贵、徐新甫、朱见香、刘永贵、王富仁5人组成基建领导小组，坚持“抗大精神”，边迁校边建校。“八八电报”后，学校在高院长等领导带领下一方面动员在京的教职工尽快来汉，一方面组织相关人员准备面向中南五省做好招生工作。朱见香非常认真地执行了党委的决定，组织力量积极清理出空闲房屋，安置北京来汉的教职员工，为新生准备宿舍和教学用房。
在这期间，朱见香不仅坚决服从上级的决策部署，更是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花费大量精力心血做教职工的思想工作，增强恢复办学的信心，留下来二次创业。有情绪、有意见的，他都亲自找他们交谈。教职工若发生意见冲突，他主动出面，耐心听取不同意见，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劝导工作；面对一些刁难，他能正确对待，展示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博大胸襟。
在南迁恢复办学最艰难、动荡的岁月，朱见香始终把教职工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凡是他认为合理的事、能做成的事，他都亲自找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去沟通。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异地物资供应困难，户口不在湖北的教职工缺乏粮票油票等票据供应，生活缺乏保障。为缓解北京迁校职工的生活困难，朱见香与湖北省委、武汉市政府协调，给教职工争取集体票据，确保每一个师生员工都有粮票、油票、布票、副食品票。另外，积极改善从外地来汉教职工的住房条件，提供各种生活便利。
尊重科学、遵循教学规律、尊重知识分子，是朱见香的工作风格。他经常到班里去听课，了解老师们的教学情况，了解学生对于老师和教学的反应。在对地质人才培养很重要的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上，他主动听取专家、学者们的意见，保留了周口店实习基地，新建了北戴河实习基地。
1980年，朱见香在北戴河考察实习基地建设
朱见香特别关心知识分子，教师遇到困难，都及时给他们解决。张锦高同志在任英语班辅导员时，他家的孩子要出生了，但他爱人当时在江苏盐城上班，朱见香知道后，立即让他提前过去。一些老先生买不了火车票，朱见香主动为他们解决困难。甚至一些教职工没有地方吃饭，他就将职工带到自己家里去吃。朱见香全方位的关心教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和很多专家教师、学校领导都成为了朋友，大家尊敬亲切地叫他朱老、朱老头儿。
朱见香先后担任湖北地质学院临时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地质学院临时党委委员、副院长、顾问。在武汉地质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上，他积极出主意想办法，从踏勘到迁校、建校，精心规划，真抓实干。为让学校在武汉扎根，他积极发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团结领导班子，和高元贵、王焕等人共同商讨，充分发挥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带领学校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朱见香出席武汉地质学院1979级开学典礼（自左到右分别为：陈钟惠、朱见香、刘普伦、李永昇）
1975年，朱见香（前排右五）与武汉地质学院英语班（72-75）毕业学员合影
1983年8月，朱见香离休。在极端艰难的时期，他为学校扎根武汉、稳定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武汉地质学院教职员工凭着地质人特有的韧劲和闯劲，开启了二次创业、南迁办学的新征程。
党性风骨泽后人
1988年12月11日，物探系八七级党章学习小组的同学走访慰问了红军老战士朱见香。这是一个看上去清瘦矍铄、干练的老头儿，此时，朱老已过耄耋之年，革命经历走过60多个春秋。他回忆说：“当时由于缺乏供给，因此战争是很艰苦的。但我们采取要打狠打的策略，结果一路打了出去……”他说起了强渡金沙江时断粮的困境，讲起了过雪山草地时气候恶劣、步履维艰的历程……由于战争年代留下的创伤和几十年的劳作，朱老的身体状况欠佳，访谈间隙还在打针治疗。但他全然不顾，仍给同学们讲了很多革命故事，让同学们感悟到了革命先辈们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为新中国诞生浴血奋战的激情与担当。
1982年，朱见香给78级毕业生讲传统
1995年，朱见香向应化系同学介绍抗战情况
在学校人才的培养上，尤其是在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方面，朱见香做了大量工作。在学校任职后，他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做好党员发展工作，给师生讲党史、上党课、开展党员活动。每年新生开学，他都要给新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讲战争中的故事，特别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经历。他还以实际行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出操、升旗他都非常支持，军乐团、国旗班已经形成了中国地质大学的传统，延续至今。他希望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能铭记历史，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深深寄托着一位革命老人对新一代的殷切希望。
1991年，朱见香在洪山施洋烈士墓前给附中学生讲课
朱见香还鼓励学生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知识献给人民，为建设边疆作出贡献。1983年，朱见香、彭山等院领导与四位志愿建设边疆的应届生座谈，对他们的行动表示赞扬。
即使离休后，朱见香仍孜孜不倦投身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悉心指导教职工和广大学子。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纪念“七一”报告会暨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纪念五四振兴中华演讲会、庆祝建国40周年暨表彰先进大会等学校重大活动和会议，朱见香次次出席并指导工作，为党和学校做力所能及之事，发挥余热。
1987年，计算机系召开校风学风动员大会，朱见香作报告
“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干好自己的工作。”朱见香常常对儿女们这样说。作为一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巨大贡献的革命者，朱见香一心向党、踏实做事、正直低调，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从不居功自傲，占据国家一丝一毫的便宜。离休后，他经常给学校提发展意见，但从不占用学校的东西，退掉了学校办公室和报刊预订，选择自己订报刊。到了晚年依然心系教育事业和学校发展，有建议就邀请学校领导到家中探讨。住院期间，怕给国家增加负担，多住一天病房都不愿意，医生给他用药，他说能不用就不用，他认为自己不应该让国家承担这么多的医疗费用，要给国家省点儿钱。他的家人儿女亦深受他的影响，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真干实干，并将清白低调持家、辛勤工作的“家风”传承下来。
朱见香与夫人李恒春合影
朱见香与外孙丁畅合影
1997年12月31日，朱见香因病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90岁。弥留之际，他嘱咐子女一定要听党的话，不能享受国家给他的任何待遇，并将国家为他修建的“红军楼”交还给学校。如今学校南望山校区家属区的“红军楼”已成为师生怀念这位可亲可敬革命老人的场所。
奔井冈，历长征，战顽敌，驱倭寇，戎马生涯建奇功。踏三峡，筑丹江，兴教育，哺英才，创业壮志化春雨。朱见香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奋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争时期，他舍生忘死、冲锋在前，跟随红二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用一场场英勇斗争为中国革命铺垫一条通往胜利的坦途；新中国成立后，他身临丹江、三峡水库建设第一线，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把一个共产党人的光和热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在地大迁校建校的重要时期，他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时，牢牢团结广大教职工，攻坚克难、稳定人心，兢兢业业做好迁校建校工作。他留给后人的是一段忠于信仰、功勋卓著的历史，他一心向党、永葆初心的革命本色和淡泊名利、身先士卒的高尚情操，与“红军楼”一起，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精神坐标和力量源泉，指引着一代代地大人奋勇向前。 （文稿创作 | 校史馆地大红色故事创作团队 南望兰台校史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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